安娜的祖父
安娜的祖父黄阿旺(A Wong Wong)是一位商人,在加利福尼亚州普莱瑟县的淘金区密歇根山拥有两家商店。他于1853年从中国广东省台山附近的长安村来到美国。

1905年1月3日 星期二 至 1961年2月3日 星期五
California, U.S.
黄柳霜(Anna May Wong,原名黄柳霜,1905年1月3日-1961年2月3日)是一位美国女演员,被认为是第一位美籍华人好莱坞电影明星,也是第一位获得国际认可的美籍华人女演员。她多姿多彩的职业生涯涵盖了默片、有声电影、电视、舞台剧和广播。
安娜的祖父黄阿旺(A Wong Wong)是一位商人,在加利福尼亚州普莱瑟县的淘金区密歇根山拥有两家商店。他于1853年从中国广东省台山附近的长安村来到美国。
黄柳霜的父母是第二代美籍华人;她的外祖父母和祖父母至少从1855年起就居住在美国。
安娜的父亲在19世纪90年代末回到美国,并于1901年在继续供养中国家人的同时,娶了第二任妻子,即安娜·梅(黄柳霜)的母亲。安娜·梅的姐姐刘英(露露)出生于1902年底,安娜·梅出生于1905年,随后又有了五个孩子。
黄柳霜于1905年1月3日出生在洛杉矶花街(Flower Street),位于唐人街以北一个街区,在一个由华人、爱尔兰人、德国人和日本人组成的多元社区中,取名为黄柳霜(Liu Tsong,意为“柳树霜”)。
1910年,全家搬到了菲格罗亚街(Figueroa Street)的一个社区,他们是该街区唯一的华人,邻居大多是墨西哥人和东欧家庭。将他们的新家与唐人街隔开的两座小山帮助黄柳霜融入了美国文化。
11岁时,黄柳霜想出了她的艺名Anna May Wong,由她的英文名和姓氏组合而成。
黄柳霜在好莱坞的巴黎百货公司工作时,大都会电影公司(Metro Pictures)需要300名女性临时演员出演阿拉·纳齐莫娃(Alla Nazimova)的电影《红灯笼》(1919年)。在父亲不知情的情况下,她的一位有电影界人脉的朋友帮她获得了一个提着灯笼的无名临时演员角色。
接下来的两年里,黄柳霜在各种电影中担任临时演员,包括普里西拉·迪恩(Priscilla Dean)和科琳·摩尔(Colleen Moore)的影片。在学生时代,黄柳霜患上了一种被称为“圣维特斯舞”(St. Vitus's Dance)的疾病,导致她缺课数月。当她的父亲带她去看一位中医时,她正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治疗证明是有效的,尽管黄柳霜后来声称这更多是因为她不喜欢那些治疗方法。
由于发现难以兼顾学业和表演热情,黄柳霜于1921年从洛杉矶高中退学,开始追求全职演艺事业。
1921年,黄柳霜凭借第一部选集电影《人生片段》(Bits of Life)首次获得银幕署名,她在其中一个名为“Hop”的片段中饰演朗·钱尼(Lon Chaney)角色的妻子Toy Ling。
17岁时,黄柳霜出演了她的第一个主角,在早期大都会双色特艺彩色电影《海的代价》(The Toll of the Sea)中。该片由弗朗西丝·马里恩(Frances Marion)编剧,故事大致基于《蝴蝶夫人》。《综艺》杂志特别称赞了黄柳霜,称她的表演“极其出色”。
19岁时,黄柳霜在1924年的道格拉斯·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电影《巴格达窃贼》(The Thief of Bagdad)中饰演了一个阴险的蒙古奴隶配角。她饰演了一个刻板的“龙女”角色,她在银幕上的短暂亮相引起了观众和评论家的注意。
1924年3月,计划拍摄关于中国神话的电影,她签署了一项协议,成立了黄柳霜制作公司;当发现她的商业伙伴从事不诚实行为时,黄柳霜对他提起了诉讼,公司随后解散。
黄柳霜继续被邀请出演符合当时电影中日益流行的“妖妇”刻板印象的异国情调配角。她在1924年的两部电影中饰演了土著女孩。在阿拉斯加领地实地拍摄时,她在《阿拉斯加人》(The Alaskan)中饰演了一名爱斯基摩人。
黄柳霜回到洛杉矶,在《彼得·潘》(Peter Pan)中饰演虎莲公主(Princess Tiger Lily)。两部电影均由摄影师黄宗霑(James Wong Howe)拍摄,但《彼得·潘》更为成功,是圣诞档的热门影片。
黄柳霜在电影《四十次眨眼》(Forty Winks)中饰演一个操纵性的东方妖妇角色,获得了评论界的好评。
1925年初,黄柳霜加入了一群系列电影明星的杂耍巡演;当巡演失败后,黄柳霜和团队的其他成员回到了好莱坞。
1926年,黄柳霜与诺玛·塔尔马奇(Norma Talmadge)一起参加了格劳曼中国剧院(Grauman's Chinese Theatre)的奠基仪式,并为该建筑安装了第一颗铆钉,尽管她没有被邀请在水泥地上留下手印和脚印。
在《吴先生》(Mr. Wu,1927年)中,黄柳霜饰演了一个配角,因为当时对银幕上跨种族情侣的审查日益严格,她失去了主角位置。在次年上映的《深红之城》(The Crimson City)中,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黄柳霜主演了《丝绸花束》(The Silk Bouquet)。该片于1927年更名为《龙马》(The Dragon Horse),是美国首批由华人资助的电影之一,资金由旧金山的中华六公司提供。 故事背景设定在中国明朝,并由亚裔演员出演亚洲角色。
黄柳霜继续被分配扮演配角。好莱坞的亚裔女性角色往往倾向于两个刻板印象的极端:天真且自我牺牲的“蝴蝶”和狡猾且阴险的“龙女”。在艾伦·克罗斯兰为华纳兄弟执导的《旧金山》(1927)中,黄柳霜饰演了一位“龙女”,即一名黑帮老大的女儿。
由于厌倦了被定型,且在争取亚裔主角角色时总是输给非亚裔女演员,黄柳霜于1928年离开好莱坞前往欧洲。
在欧洲,黄柳霜引起了轰动,主演了诸如《肮脏的钱》(又名《歌舞人生》,1928)和《城市蝴蝶》(Großstadtschmetterling)等著名电影。
在维也纳,她用流利的德语在轻歌剧《春琪》(Tschun Tschi)中担任主角。
1929年,黄柳霜拍摄了她的最后一部默片《皮卡迪利》,这是她担任主角的五部英语电影中的第一部。这部电影在英国引起了轰动。
在德国期间,黄柳霜与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成为了密友。她一生中与多位女性保持着亲密的友谊,包括玛琳·黛德丽和塞西尔·坎宁安,这导致了关于她是女同性恋的传言,损害了她的公众声誉。
黄柳霜的第一部有声电影是《爱之火》(1930),她分别用法语、英语和德语录制了该片。尽管黄柳霜的表演——尤其是她对这三种语言的驾驭——受到了赞扬,但该片的所有三个版本都收到了负面评价。
20世纪30年代,美国制片厂正在寻找新鲜的欧洲人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黄柳霜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并于1930年获得了派拉蒙影业的合同。
1930年11月,黄柳霜的母亲在菲格罗亚街的家门前被一辆汽车撞倒身亡。
20世纪30年代,赛珍珠小说的流行,尤其是《大地》,以及美国民众对中国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中日益增长的同情,为美国电影中出现更多正面的华人角色创造了机会。
为了获得出演约瑟夫·冯·斯登堡电影的机会,黄柳霜接受了另一个刻板印象的角色——在《龙女》(1931)中饰演傅满洲复仇心切的女儿这一同名角色。
黄柳霜开始利用她新获得的名气发表政治声明:例如,1931年底,她撰文严厉批评了九一八事变以及随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入侵。
黄柳霜在斯登堡的《上海快车》中与玛琳·黛德丽演对手戏,饰演一名自我牺牲的交际花。
1932年,北京大学授予这位女演员荣誉博士学位。
在欧洲取得成功并在《上海快车》中担任重要角色后,黄柳霜的好莱坞事业又回到了老样子。由于《海斯法典》中关于禁止种族通婚的规定,她错失了《儿女英雄传》的女主角,该角色最终由海伦·海丝出演。
黄柳霜在倡导华裔美国人事业和争取更好的电影角色方面也变得更加直言不讳。在1933年《电影周刊》题为“我抗议”的采访中,黄柳霜批评了《龙女》中的负面刻板印象,她说:“为什么银幕上的中国人总是反派?而且是如此粗俗的反派——凶残、奸诈、阴险小人!我们不是那样的。我们拥有比西方古老得多的文明,怎么可能是那样呢?”
全家一直住在那里,直到1934年黄柳霜的父亲带着安娜·梅(黄柳霜)的弟弟妹妹回到了中国老家。
1934年,纽约梅菲尔模特协会将她评为“世界上最会穿衣的女性”。
黄柳霜的电影《爪哇头》(1934)虽然通常被认为是一部小制作,但却是黄柳霜唯一一部亲吻男主角(她在片中的白人丈夫)的电影。黄柳霜的传记作者格雷厄姆·拉塞尔·霍奇斯评论说,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仍然是黄柳霜个人最喜欢的电影之一。
黄柳霜回到英国,在那里待了近三年。除了出演四部电影外,她还作为杂耍表演的一部分巡回了苏格兰和爱尔兰。她还参加了1935年的乔治国王银禧庆典节目。
黄柳霜于1935年6月回到美国,目标是获得米高梅电影版《大地》中女主角阿兰的角色。自该书1931年出版以来,黄柳霜就表达了在电影版中饰演阿兰的愿望;早在1933年,洛杉矶的报纸就已将黄柳霜吹捧为该角色的最佳人选。
1936年1月启程后,黄柳霜在《纽约先驱论坛报》、《洛杉矶考察家报》、《洛杉矶时报》和《影剧》等美国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记录了她的经历。
与中国官方通常对黄柳霜电影角色的谴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驻洛杉矶领事批准了其中两部电影的最终剧本,即《上海女儿》(1937)和《唐人街之王》(1939)。
1937年10月,媒体传出黄柳霜计划与她在该片中的男搭档、儿时好友兼韩裔美国演员菲利普·安结婚的消息。黄柳霜回应道:“那就像嫁给我的兄弟一样。”
博斯利·克劳瑟对《危险地带》(1938)并不客气,称其为“二流情节剧,几乎配不上其通常称职的演员阵容的才华”。
1938年,《Look》杂志将她评为“世界上最美丽的中国女孩”。
1938年,黄柳霜拍卖了她的电影戏服并将所得捐赠给中国救济事业,加州中华会馆因此表彰了她为支持中国难民所做的工作。
由于厌倦了在美国职业生涯中一直笼罩着她的负面刻板印象,黄柳霜于1939年在澳大利亚停留了三个多月。在那里,她是墨尔本蒂沃利剧院(Tivoli Theatre)名为“好莱坞集锦”(Highlights from Hollywood)杂耍表演的明星主角。
黄柳霜曾多次在广播中表演,包括1939年在奥逊·威尔斯的《坎贝尔剧场》(The Campbell Playhouse)中饰演赛珍珠作品《爱国者》(The Patriot)里的“牡丹”一角。
在1939年至1942年间,黄柳霜几乎没有拍摄电影,而是投身于支持中国抗日斗争的活动和公开露面中。
1941年,黄柳霜在加利福尼亚州里弗赛德的教会旅馆(Mission Inn)参加了多场社交活动。
她为1942年出版的《新中式食谱》(New Chinese Recipes)一书所写的序言所得稿酬,也被捐赠给了中国救济联合会(United China Relief)。该书是第一批中式食谱之一。
黄柳霜主演了《缅甸炸弹》(Bombs over Burma,1942年)和《重庆夫人》(Lady from Chungking,1942年),这两部电影均由“贫民窟电影公司”(Producers Releasing Corporation)制作,属于抗日宣传片。她将这两部电影的片酬全部捐给了中国救济联合会。
晚年,黄柳霜投资房地产,在好莱坞拥有多处房产。她将位于圣莫尼卡圣维森特大道(San Vicente Boulevard)的家改造成了四间公寓,并将其命名为“月门公寓”(Moongate Apartments)。她从20世纪40年代末一直担任公寓经理,直到1956年搬去与住在圣莫尼卡21街的哥哥理查德同住。
在缺席影坛六年之后,黄柳霜于同年回归,在一部名为《冲击》(Impact)的B级片中饰演了一个小角色。
1949年,黄柳霜的父亲在洛杉矶去世,享年91岁。
从1951年8月27日到11月21日,黄柳霜主演了一部专门为她编写的侦探系列剧——杜蒙电视网(DuMont Television Network)的《刘宗夫人的画廊》(The Gallery of Madame Liu-Tsong),她在剧中饰演了以她出生名字命名的主角。
作为一名民主党人,黄柳霜在1952年总统大选期间支持了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的竞选活动。
黄柳霜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1953年底,她患上了内出血,她的哥哥将其归因于更年期的开始、长期酗酒以及经济上的担忧。
黄柳霜还在《天堂历险记》(Adventures in Paradise)、《芭芭拉·斯坦威克秀》(The Barbara Stanwyck Show)和《怀亚特·厄普的生平与传奇》(The Life and Legend of Wyatt Earp)等电视剧中客串演出。
1956年,黄柳霜主持了美国首部完全由华裔美国人解说的中国纪录片。该节目在ABC旅游系列节目《大胆之旅》(Bold Journey)中播出,内容包括她1936年中国之行的电影素材。
为了表彰她对电影业的贡献,1960年好莱坞星光大道落成时,安娜·梅·黄(黄柳霜)在藤街(Vine Street)1708号获得了一颗星。
1960年,黄柳霜凭借拉娜·特纳主演的《黑色肖像》(Portrait in Black)重返影坛。她发现自己仍然被刻板印象所困,一份新闻稿用一句据称是她父亲传给她的谚语来解释她长期缺席电影的原因:“不要拍太多照片,否则你会失去灵魂”。这句话后来被收录进她的许多讣告中。
1961年2月3日,安娜在圣莫尼卡的家中睡梦中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56岁。两天前,她刚刚完成了在《芭芭拉·斯坦威克秀》中的最后一次银幕表演。
2016年,小说家彼得·何·戴维斯(Peter Ho Davies)出版了《财富》(The Fortunes),这是一部以四个人物为中心的华裔美国人经历的传奇故事,其中一人是虚构的安娜·梅·黄,从童年一直写到她去世。在2017年平装版中发表的一段对话中,戴维斯将他的小说描述为对华裔美国人追求真实性(一种华裔美国人的第三种生存方式)的探索,而安娜·梅·黄代表了这种挣扎的标志性例子。
2020年1月22日,谷歌涂鸦(Google Doodle)纪念了黄柳霜,以庆祝《海逝》(The Toll of the Sea)公映97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