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0年12月 至 1827年3月26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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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受洗于1770年12月17日，卒于1827年3月26日）是一位德国作曲家和钢琴家。他的作品跨越了古典音乐中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的过渡阶段。他的职业生涯通常被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他磨练技艺的“早期”通常被认为持续到1802年。他的“中期”（有时被称为“英雄”时期）展现了他从约瑟夫·海顿和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的“古典”风格中发展出的个人特色，涵盖了1802年至1812年，在此期间他日益受到耳聋的困扰。在1812年至1827年他去世的“晚期”，他扩展了自己在音乐形式和表达上的创新。
贝多芬是路德维希·凡·贝多芬（1712–1773）的孙子，后者是一位来自奥地利布拉班特公国（现为比利时弗拉芒大区）梅赫伦镇的音乐家，他在21岁时移居波恩。路德维希曾在科隆选帝侯克莱门斯·奥古斯特的宫廷担任低音歌手，并最终在1761年晋升为乐长（音乐总监），从而成为波恩杰出的音乐家。他在晚年委托绘制的肖像画一直挂在孙子的房间里，作为其音乐遗产的护身符。路德维希有一个儿子约翰（1740–1792），他在同一个音乐机构担任男高音，并通过教授键盘和小提琴来增加收入。约翰于1767年与玛丽亚·玛格达莱娜·凯弗里奇结婚；她是特里尔大主教区宫廷主厨海因里希·凯弗里奇（1701–1751）的女儿。贝多芬就是在这段婚姻中于波恩出生的。关于他出生日期的确切记录并不存在；然而，他在圣雷米吉乌斯天主教堂受洗的登记册（1770年12月17日）保存了下来，而当时该地区的习俗是在出生后24小时内进行洗礼。人们普遍认为（贝多芬本人也同意）他的出生日期是12月16日，但没有书面证据证明这一点。
贝多芬的第一位音乐老师是他的父亲。后来他还有其他当地老师：宫廷管风琴师吉尔斯·凡·登·埃登（卒于1782年）、托比亚斯·弗里德里希·法伊弗（一位提供键盘教学的家庭朋友）和弗朗茨·罗万蒂尼（一位教他拉小提琴和中提琴的亲戚）。从一开始，他从五岁开始的教学制度就非常严苛且密集，经常让他流泪；在失眠症患者法伊弗的参与下，经常会有不规律的深夜课程，年幼的贝多芬会被从床上拖到键盘前。他的音乐天赋在很小的时候就很明显。约翰意识到利奥波德·莫扎特在这一领域的成功（他的儿子沃尔夫冈和女儿南内尔），试图将他的儿子宣传为神童，并在1778年3月他首次公开演出的海报上声称贝多芬七岁。
1780年或1781年，贝多芬开始跟随他在波恩最重要的老师克里斯蒂安·戈特洛布·内弗学习。
贝多芬很快开始与内弗合作担任助理管风琴师，起初是无薪的（1782年），后来成为宫廷礼拜堂的带薪雇员（1784年）。
1783年，关于贝多芬的首次印刷提及出现在《音乐杂志》上——“路易·凡·贝多芬，一个11岁的男孩，非常有前途。他弹钢琴非常熟练且有力，视奏能力很好，他演奏的主要曲目是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这是内弗先生交到他手中的。
他最初的三首钢琴奏鸣曲，WoO 47，有时被称为“选帝侯”奏鸣曲，因为它们是献给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弗里德里希（1708–1784）的，于1783年出版。
内弗教贝多芬作曲；1783年3月，贝多芬的第一部出版作品问世，这是一套键盘变奏曲（WoO 63）。
在1785年至1790年期间，几乎没有关于贝多芬作为作曲家活动的记录。这可能归因于他最初的出版物所引发的冷淡反应，以及贝多芬家庭中持续存在的问题。他的母亲于1787年去世，就在贝多芬第一次访问维也纳之后不久，他在那里停留了大约两周，几乎可以肯定他曾与莫扎特会面。
1789年，贝多芬的父亲因酗酒被迫从宫廷退休，并下令将其父亲一半的养老金直接支付给贝多芬以供养家庭。他通过教学（韦格勒说他对此有“极度的厌恶”）和在宫廷管弦乐队演奏中提琴，进一步增加了家庭收入。这使他熟悉了各种歌剧，包括莫扎特、格鲁克和派谢洛的作品。在这里，他还结识了安东·雷哈，一位与他年龄相仿的作曲家、长笛演奏家和小提琴家，他是宫廷管弦乐队指挥约瑟夫·雷哈的侄子。
在这些年里，他结识了几位对他一生都很重要的人。他经常拜访有教养的冯·布罗伊宁一家，在那里他教一些孩子弹钢琴，寡居的冯·布罗伊宁夫人给了他母爱般的友谊。在这里，他还遇到了年轻的医学生弗朗茨·韦格勒，他成为了贝多芬一生的朋友（后来娶了冯·布罗伊宁的一个女儿）。冯·布罗伊宁一家的环境为他的家庭生活提供了一个替代选择，他的家庭生活日益受到父亲衰落的影响。冯·布罗伊宁家的另一位常客是费迪南德·冯·瓦尔德斯坦伯爵，他在贝多芬的波恩时期成为了他的朋友和经济支持者。瓦尔德斯坦在1791年委托贝多芬创作了他的第一部舞台作品，芭蕾舞剧《骑士芭蕾音乐》（WoO 1）。
1792年11月，在法国战争阴云的笼罩下，贝多芬离开波恩前往维也纳；抵达后不久，他得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贝多芬通过研究莫扎特的作品并创作具有明显莫扎特风格的作品，回应了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刚去世的莫扎特继任者的看法。
马克西米利安·弗里德里希在波恩选帝侯位置上的继任者是马克西米利安·弗朗茨。他给予了贝多芬一定的支持，任命他为宫廷管风琴师，并资助了他1792年的维也纳之行。
随着海顿于1794年前往英国，选帝侯期望贝多芬回到波恩。但他选择留在维也纳，继续跟随约翰·阿尔布雷希茨贝格和其他老师学习对位法。无论如何，到那时他的雇主显然已经意识到波恩将会落入法国人之手（正如1794年10月发生的那样），这实际上使贝多芬失去了津贴，也不再有回国的必要。然而，一些维也纳贵族已经认可了他的才华并向他提供了经济支持，其中包括约瑟夫·弗朗茨·洛布科维茨亲王、卡尔·利希诺夫斯基亲王和戈特弗里德·范·斯维滕男爵。
他在维也纳的首次公开演出是在1795年3月，当时他首次演奏了自己的钢琴协奏曲之一。演出后不久，他安排出版了自己第一部编有作品号的作品——三首钢琴三重奏，即作品1号。这些作品献给了他的赞助人利希诺夫斯基亲王，并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贝多芬的利润几乎足以支付他一年的生活费用。
贝多芬（在1815年）告诉英国钢琴家查尔斯·尼特，他的听力损失始于1798年因与一位歌手争吵而引发的一次发作。在听力逐渐衰退的过程中，严重的耳鸣进一步阻碍了他的听力。早在1801年，他就写信给韦格勒和另一位朋友卡尔·阿门达，描述了他的症状以及这些症状在职业和社交场合中造成的困难（尽管他的一些密友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其原因很可能是耳硬化症，或许还伴随着听神经的退化。
1799年，贝多芬在雷蒙德·韦茨拉尔男爵（莫扎特的前赞助人）家中参加了一场著名的钢琴“决斗”，对手是演奏家约瑟夫·沃尔夫，并最终获胜。次年，他在莫里茨·冯·弗里斯伯爵的沙龙中以同样的方式战胜了丹尼尔·施泰贝尔特。
1799年5月，他为匈牙利安娜·布伦斯维克伯爵夫人的女儿们教授钢琴。在此期间，他爱上了小女儿约瑟芬。
音乐学家巴里·库珀将贝多芬于1799年出版的第八钢琴奏鸣曲《悲怆》（作品13号）描述为“在性格强度、情感深度、原创性水平以及动机和调性处理的独创性方面，超越了他之前的所有作品”。
他并没有立即着手确立自己作为作曲家的地位，而是致力于学习和表演。在海顿的指导下，他力求掌握对位法。他还跟随伊格纳茨·舒潘齐格学习小提琴。在此期间的早期，他还开始接受安东尼奥·萨列里的偶尔指导，主要是关于意大利声乐创作风格；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至少1802年，甚至可能延续到1809年。
1801年春天，他完成了芭蕾舞剧《普罗米修斯的生民》。该作品在1801年和1802年进行了多次演出，他急忙出版了钢琴改编版，以利用其早期的知名度。
1802年春天，他完成了第二交响曲，原计划在一场后来被取消的音乐会上演出。该交响曲最终于1803年4月在维也纳剧院的订购音乐会上首演，他在那里被任命为驻院作曲家。除了第二交响曲外，音乐会还演奏了第一交响曲、第三钢琴协奏曲和清唱剧《基督在橄榄山上》。评论褒贬不一，但音乐会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他收取的票价是普通音乐会票价的三倍。
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于1802年4月至10月搬到了维也纳郊外的小镇海利根施塔特，试图接受自己的病情。在那里，他写下了现在被称为“海利根施塔特遗嘱”的文件，这是一封写给他兄弟的信，记录了他因日益严重的耳聋而产生的自杀念头，以及他决心为了艺术并透过艺术继续活下去的决心。这封信实际上从未寄出，是在他去世后从作曲家的遗稿中发现的。写给韦格勒和阿门达的信件并没有那么绝望；在信中，贝多芬还评论了他在这一时期持续的职业和经济成功，以及他正如对韦格勒所表达的那样，决心“扼住命运的咽喉；它绝不能让我完全屈服。”1806年，贝多芬在音乐草稿上写道：“让你的耳聋不再是秘密——即使在艺术中也是如此。”
在19世纪初，他的收入来源包括出版作品、作品演出以及赞助人。他为赞助人提供私人演出，并在作品出版前将他们委托创作的作品副本提供给他们独家使用。他的一些早期赞助人，包括洛布科维茨亲王（Prince Lobkowitz）和利希诺夫斯基亲王（Prince Lichnowsky），除了委托创作和购买已出版的作品外，还给予他年度津贴。他最重要的贵族赞助人或许是奥地利的鲁道夫大公（Archduke Rudolf of Austria），他是奥洛穆茨大主教（Archbishop of Olomouc）兼司铎枢机（Cardinal-Priest），也是皇帝利奥波德二世（Emperor Leopold II）最年幼的儿子。鲁道夫大公在1803年或1804年开始跟随贝多芬学习钢琴和作曲。他们成为了朋友，会面一直持续到1824年。贝多芬曾将14部作品献给鲁道夫，包括《大公三重奏》作品97号（1811年）和《庄严弥撒》作品123号（1823年）。
贝多芬从海利根施塔特（Heiligenstadt）回到维也纳，标志着他音乐风格的转变，现在通常被认为是他的中期或“英雄”时期的开始，其特点是创作了许多宏大规模的原创作品。据卡尔·车尔尼（Carl Czerny）所述，贝多芬曾说：“我对目前所做的工作并不满意。从现在起，我打算走一条新的道路。”采用这种新风格的早期重要作品是1803-1804年创作的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作品55号，即著名的《英雄交响曲》（Eroica）。基于拿破仑生平创作交响曲的想法，可能是贝尔纳多特伯爵（Count Bernadotte）在1798年向贝多芬提出的。
贝多芬同情英雄革命领袖的理想，最初将这部交响曲命名为“波拿巴”（Bonaparte），但因拿破仑在1804年自封为皇帝而感到幻灭，他将手稿标题页上的拿破仑名字划掉。这部交响曲于1806年以现在的标题出版，副标题为“为纪念一位伟人”。《英雄交响曲》在规模上比以往任何交响曲都更长、更大。1805年初首演时，反响不一。一些听众反对其长度或误解了其结构，而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杰作。
贝多芬继续获得认可。1807年，音乐家兼出版商穆齐奥·克莱门蒂（Muzio Clementi）获得了他在英国出版作品的权利，海顿的前赞助人埃斯特哈齐亲王（Prince Esterházy）委托他为妻子的命名日创作一部弥撒曲（C大调弥撒，作品86号）。但他不能仅依靠这种认可。他在1808年12月组织了一场大型慈善音乐会，并进行了广泛宣传，其中包括第五和第六（田园）交响曲、第四钢琴协奏曲、C大调弥撒片段、场景与咏叹调《啊！负心人》（Ah! perfido）作品65号以及《合唱幻想曲》作品80号的首演。观众人数众多（包括车尔尼和年轻的伊格纳兹·莫谢莱斯）。但排练不足，过程中多次停顿，在演奏《幻想曲》时，贝多芬被注意到对音乐家大喊：“弹得太烂了，错了，重来！”财务结果不得而知。
1809年初，战争即将波及维也纳的感觉愈发强烈。4月，贝多芬完成了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作品73号）的创作，音乐学家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Alfred Einstein）将其描述为贝多芬音乐中“军事概念的典范”。鲁道夫大公于5月初随皇室离开首都，这促使贝多芬创作了钢琴奏鸣曲《告别》（Les Adieux，第26号奏鸣曲，作品81a），贝多芬本人将其命名为德语的“Das Lebewohl”（“告别”），其终章“Das Wiedersehen”（“重逢”）在手稿上注明的日期是鲁道夫1810年1月30日回京的日子。
1809年底，贝多芬受委托为歌德的戏剧《埃格蒙特》（Egmont）创作配乐。
马尔法蒂（Malfatti）是贝多芬医生的侄女，他在1810年向她求婚。当时他40岁，她19岁。求婚被拒绝了。她现在被人们记住是钢琴小品《致爱丽丝》（Für Elise）的收信人。
1812年在特普利采（Teplitz）期间，他写了一封十页长的情书给他的“永恒的爱人”，但他从未寄出。[84] 收信人的身份长期以来一直是争论的主题，尽管音乐学家梅纳德·所罗门（Maynard Solomon）已经有效地证明了收信人一定是安东妮·布伦塔诺（Antonie Brentano）；其他候选人还包括朱丽叶·圭恰迪（Juliette Guicciardi）、特蕾莎·马尔法蒂（Therese Malfatti）和约瑟芬·布伦斯维克（Josephine Brunsvik）。
1813年初，贝多芬显然经历了一段困难的情感时期，他的创作产量下降。他的个人形象变得邋遢——此前他通常很整洁——他在公共场合的举止也变得糟糕，尤其是在用餐时。
1813年6月，当得知拿破仑在维多利亚战役（Battle of Vitoria）中被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领导的联军击败的消息后，贝多芬终于有了重新开始重要创作的动力。发明家梅尔泽尔（Mälzel）说服他为自己的机械乐器“潘哈蒙尼康”（Panharmonicon）创作一部纪念该事件的作品。
贝多芬的听力丧失并没有阻止他创作音乐，但这使得他在这一人生阶段的重要收入来源——音乐会演奏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也促成了他社交上的退缩。）车尔尼评论说，直到1812年，贝多芬仍然能正常听到语言和音乐。但在1814年4月和5月，在演奏他的钢琴三重奏作品97号（即著名的《大公》）时，他最后一次以独奏家身份公开露面。作曲家路易·施波尔（Louis Spohr）写道：“钢琴严重走调，贝多芬对此并不在意，因为他听不到，这位艺术家的演奏技巧几乎荡然无存，我感到非常悲伤。”从1814年起，贝多芬在交谈时使用了约翰·内波穆克·梅尔泽尔（Johann Nepomuk Maelzel）设计的助听喇叭，其中一些目前在波恩的贝多芬故居（Beethoven-Haus）展出。
在1815年至1819年间，贝多芬的作品产量再次降至他成熟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他将部分原因归咎于一场持续了一年多的长期疾病（他称之为“炎症性发热”），这场病始于1816年10月。
1819年，贝多芬开始创作《迪亚贝利变奏曲》和《庄严弥撒》，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创作了钢琴奏鸣曲和巴加泰勒，以满足出版商的需求和收入需要。1821年，他再次长期患病，并于1823年完成了《庄严弥撒》，比原定截止日期晚了三年。1822年左右，他的弟弟约翰开始协助他处理商业事务，包括以他的一些作品所有权为抵押向他提供贷款。
1822年的两项委托改善了贝多芬的经济前景。伦敦爱乐协会提供了一份交响曲的委托，圣彼得堡的尼古拉·戈利岑亲王则提出支付贝多芬要求的价格，以换取三首弦乐四重奏。第一项委托促使他完成了《第九交响曲》，该曲于1824年5月7日在克恩顿门剧院与《庄严弥撒》一同首演，并获得了巨大成功。
他在健康状况恶化的情况下写下了最后的几首四重奏。1825年4月，他卧床不起，病了大约一个月。这场疾病——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从病中康复的过程——因催生了《第十五弦乐四重奏》中深情的慢板乐章而被人铭记，他将其称为“康复者对神灵的感恩圣歌（Heiliger Dankgesang）”。随后，他完成了现在编号为第十三、第十四和第十六的四重奏。贝多芬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是《第十三弦乐四重奏》的替代终乐章，它取代了难度极高的《大赋格》。此后不久，即1826年12月，疾病再次袭来，伴随着呕吐和腹泻，几乎夺去了他的生命。
1825年，他的九部交响曲首次由约翰·菲利普·克里斯蒂安·舒尔茨指挥的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成套演出。这一演出在1826年再次举行。
贝多芬在余下的几个月里大部分时间都卧床不起，许多朋友前来探望。1827年3月26日，他在一场雷雨中去世，享年56岁。当时在场的友人安塞尔姆·许滕布伦纳说，在他去世的那一刻，响起了一声惊雷。尸检显示他的肝脏有严重损伤，这可能是由于长期大量饮酒所致。尸检还显示他的听觉神经及其他相关神经有明显的扩张。
1827年3月29日，贝多芬的葬礼游行有约20,000人参加。次年去世并被安葬在他身旁的弗朗茨·舒伯特是火炬手之一。在圣三一教堂（Dreifaltigkeitskirche）举行安魂弥撒后，他被安葬在维也纳西北部瓦灵公墓的一处专用墓地。1862年，他的遗骸被挖掘出来进行研究，并于1888年移至维也纳中央公墓。2012年，人们检查了他的墓穴，以确认他的牙齿是否在针对其他维也纳著名作曲家的一系列盗墓事件中被盗。
随后，贝多芬转而为戈利岑创作弦乐四重奏。在这些“晚期四重奏”中，贝多芬最喜欢的是升C小调《第十四弦乐四重奏》（作品131号），他将其评价为自己最完美的作品。舒伯特的最后一个音乐愿望是聆听作品131号四重奏，他在去世前五天的1828年11月14日实现了这一愿望。
莫扎特的雕像于1842年在奥地利萨尔茨堡揭幕。
在波恩市中心有一座博物馆，即贝多芬故居，那是他出生的地方。自1845年以来，该市一直举办名为“贝多芬音乐节”的音乐节。该音乐节最初举办时间不固定，但自2007年起改为每年举办一次。
波恩的贝多芬纪念碑于1845年8月揭幕，以纪念他诞辰75周年。这是德国为作曲家建造的第一座雕像，伴随揭幕仪式举办的音乐节促成了波恩最初的贝多芬音乐厅的仓促建设（在弗朗茨·李斯特的敦促下，该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设计并建成）。
直到1880年，维也纳才为贝多芬竖立了雕像以示纪念。
